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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

从革命圣地到文化之都

  1936年初冬,被国民党关押了三年、曾经名扬海内的左翼女作家丁玲,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前往陕北保安。

  作为第一个投奔陕北的著名文人,丁玲的到来对中共意义重大。抵达当晚,她就被请进中央驻地最大的一间窑洞,参加专门为她举办的欢迎茶话会。中共高层领导悉数到场,丁玲首先看见的是坐在窑洞门槛上的周恩来——陕北艰苦,椅子不够,周恩来便一直坐在门槛上。

  1937年1月,中共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,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闻讯,冲破重重封锁,从全国各地赶赴延安。几年内,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达4万余人。延安成了比上海、重庆还要兴旺的文化之都。

  在延安,虽然不能给每个知识分子都开个丁玲那样的欢迎会,但中共竭尽所能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尊崇: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,包括毛泽东本人,每月只有五元津贴,而到延安抗大教书的老师有十元津贴。如果老师们在其他学校兼课,还另有补助……

  冼星海刚到延安时,吃不下小米。组织上想办法给他弄了两斤白糖。延安白糖一元一斤,价格是重庆的四倍,相当干八路军师级干部小半个月工资。冼星海盘腿在炕上,抽一口烟,吃一口糖,六天不出户,写出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
  虽然在军队干部和老百姓看来,延安给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足够好,但这些文化人似乎并不因此心满意足、感恩戴德。

  在延安,扔下锄头拿枪杆子打天下的工农红军被惯称为“老干部”。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出身背景、生活经历有天壤之别,双方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。老干部们从枪林弹雨中拼杀过来,纪律严明,生死都听凭组织安排,他们看不惯文化人养尊处优还好发议论,标榜个性,不服从组织安排;文化人和学生也认为老干部和他们理想中的形象有落差,说“老干部可敬、不可爱”,觉得他们没文化,“头脑简单”。许多在学校、医院等专业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,对党的干部不懂业务却担任领导职位也多有不满。

  在延安,知识分子颇为不满的是等级分配制度,比如“吃小厨房”和“有马骑”。以饮食为例,当时的延安依据党内职务高低、党龄长短等标准,分大、中、小灶。骑马则是高级干部的权利,文艺界只有周扬、丁玲等干部能骑马。衣料也是分等级配给的,战士和学生穿土布,一般干部穿平纹布,延安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给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穿,俗称“干部服”。这些现象刺激了知识分子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情结,他们在小说、杂文中时常批评“衣分三色,食分五等,有人骑马,有人走路”的“不平等制度”。

  政治婚姻和延安舞会

  1942年,国内外环境风云突变,太平洋战争爆发使抗战形势逆转。历史的抉择时刻即将到来,中共需要为民主建国做充分的军事、文化、意识形态的准备。在此背景下,为“整肃作风,清洁精神,统一思想”,轰轰烈烈的“整风运动”在延安展开。

  但是,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理解“整风”的涵义,他们把对延安种种现象的不满集中表达出来,以此配合“整风”。1942年3月,几篇引发争议直到“文革”还未平息的作品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文艺副刊,包括艾青的《尊重作家,了解作家》,文章点明:“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,不要求其他的特权。”“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,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,是最没有出息的人——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,更何要他改呢?”罗烽发表了《还是杂文的时代》,主张应该像当年的鲁迅一样,用杂文来抨击“阴暗的角落”。

  3月9日,丁玲发表了重磅文章((三八节有感》。她以极富同情心和批判的笔触,揭示了女性在延安的困惑和遭际。当时,38岁的丁玲刚刚力排众议,嫁给比她小13岁的陈明,但在延安,大多数女性无法像丁玲这样潇洒地主宰自己的命运。早期延安革命队伍男女比例为30:l,女学生们的到来缓解了“供需困难”,但男女性别比仍高达18:1。许多未婚女青年被“做组织工作”,嫁给戎马半生耽误了结婚的老干部。

  丁玲写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女性,“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:‘他妈的,瞧不起我们老干部,说是土包子。要不是我们土包子,你想来延安吃小米!”……文章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段话是:“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:‘回到家庭了的娜拉。’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,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。”这句话出处是江青说过的一句话:“每星期跳一次交际舞是卫生的。”

  交际舞由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引入延安,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大力支持,周末舞会雷打不动,盛行一时。领导人支持舞会,一是因为跳舞利于身心健康;二是希望通过舞会鼓励军中将领结识女青年,解决婚恋问题。但舞会在领导阶层内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不少争议。

  杂文激怒贺龙、王震

  如今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,王实味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。他曾是北京大学预科生,外文功底扎实,1937年奔赴延安,在中央研究院从事马列原著的翻译工作。据当年的同事回忆,王实味“性格十分不可爱”。工作上,他的译稿如果被人改动就要大吵大闹;生活上,他作为特别研究员享受较高待遇,但该发给他的东西稍微差了一点也要大吵。

  延安多狂狷之士,王实味性情乖戾本也不算大事,但1942年3月,他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《野百合花》、《政治家与艺术家》等文章,将自己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。他在文中讽刺延安舞会“歌啭玉堂春、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”,“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,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”。他曾为了研究院没按规定给他发过冬的“干部服”,和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从山前吵到山后,直到范文澜把自己的衣服给了他才罢休。但在《野百合花》中,王实味却激烈地批判“衣分三色、食分五等”的等级制度。

  这些文章发表的同时,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《矢与的》创刊,范文澜亲写发刊词“以民主之矢,射邪风之的。”王实味在创刊号上发了两篇文章,矛头直指中研院整风运动的领导人罗迈(李维汉)。

  1942年3月,贺龙离开晋西北奔赴延安,并和妻子蹇先任离婚,恰巧这时看到丁玲的《三八节有感》,不禁气愤地说:“我们在前方作战,保卫延安,保卫中央;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,骂党,骂工农兵。再这样搞,我就班师回朝了!”

 壁报贴在红布上,挂在延安最繁华的南门外,来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。王震看了《矢与的》墙报和《解放日报》文艺副刊的文章,拍案而起,直奔毛泽东的窑洞“报警”,指责写这些文章的人;“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,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。”

  深夜,毛泽东提着马灯,去南门外仔细看了《矢与的》,看完后指出:“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。这也是有的放矢嘛。”

  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

  1942年3月31日,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集会议,亲自过问《解放日报》改版问题。党内老同志、重要将领、文化人等出席七十余人。

  贺龙说:“丁玲,你是我的老乡呵,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?跳舞有什么妨碍?值得这样挖苦?”

  胡乔木见火药味浓重,在旁边跟毛泽东说:“关于文艺上的问题,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?”

  第二天,毛泽东对胡乔木说:“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,贺龙、王震他们是政治家,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,你就看不出来。”随后,《解放日报》文艺副刊宣告停刊。

  4月7日,中宣部组织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,严肃批评了研究院整风时出现的偏向。之后,研究院不断派人与王实味谈话。范文澜说:“他仍是不认错,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。”

  两个多月过去,宣传干事温济泽好心安慰开导王实味,王突然哭了。王实味觉得,自己一心为党,意见提的也没错,这样挨整太冤枉了。然而即使有心认错,也为时已晚——王实味早年同情托派、与托派分子往来的旧事又被重提,康生把他定性为托派,王实味落入了“反党集团”的深渊。(注:王实味被关押了近四年,后来被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秘密处死,下令者是谁至今成谜。)

  经过1942年早春的一系列风波,共产党已经意识到,到了党着手改造知识分子、创建文化艺术体系的时刻。4月,毛泽东多次与各文艺团体的知识分子约谈。毛泽东先后约谈了丁玲、艾青、刘白羽、何其芳、严文井、周立波、草明、欧阳山等人。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和酝酿策划之后,毛泽东终于决定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。讨论并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。

  1942年4月10日,经毛泽东提议,中央书记处决定,准备以毛泽东、博古、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。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在延安的,都要求出席,包括朱德、壬稼祥、任弼时、博古、陈云、康生等。

 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,中央办公厅赶制出了请柬。请柬经毛泽东审定,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油纸印的。艺术家们接到请柬都觉得新鲜,以往他们参加会议,接到的都是通知,这次受到毛泽东的邀请,他们觉得很光荣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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